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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汉:我一生中有三次改行
嘉兴在线新闻网     2015年05月06日 17:10:05     手机看新闻    我要投稿     飞信报料有奖

“我之所以能成功到现在这个程度,是适应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这是4月的成都,位于城市南郊牧马山上的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里,中国自适应光学的奠基人姜文汉在说起他走过的人生,近80岁的院士面色安泰,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在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研究所,研究所大楼外,树的枝桠匍匐着向前生长,憨憨地伸出一蓬蓬绿来。

 

“听话不是说听谁的话,是听社会、国家的需要的话。”

“我一生中有三次改行。”

姜文汉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的是铸造工艺和设备专业。当时的哈工大是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其前身是建立于1920年的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校,当年是前苏联专门为中长铁路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而建立的工业大学。

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它的机器制造业需要大量的铸造科技人才。姜文汉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长春机械研究所从事压力铸造工艺和设备研究。第一次改行正和1960年夏天中苏关系的破裂有关。

时年7月中旬至9月初,苏联一共从中国撤回了1390名专家,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被取消。现实逼迫中国人要自主开展尖端科技研究。为了集中研发优势和力量,中国科学院将在长春的机械所和光机所合并组建而成长春光学和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为长春光机所)。新的工作任务要求他改行搞精密机械,他没有迟疑,接受了任务,他的法宝是结合工作自学。

等到1962年,长春光机所承担了研制我国第一台大型电影经纬仪的任务,参加设计工作的姜文汉又面临了第二次改行——从精密机械改到光学机械。

在长春光机所,培养年轻人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把他们放在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中去锻炼。而他靠自己的努力,很快适应新的工作形式,更让施展个人才能的天空越来越宽广。

“我一生最大的关键词我觉得还是‘听话’,听话不是说听谁的话,是听社会、国家的需要的话。”

开始第三次改行的他已到不惑之年。1971年11月,他和妻子凌宁带着一双儿女来到成都的大邑深山沟,参加内迁三线的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下简称为光电所)的建设工作。

中国于1964年至1978年间,进行了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为宏大的工业体系建设,史称 “三线建设”。在三线建设中,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来到中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了,他依靠着一个科技工作者在长期工作和学习中培养的敏锐洞察力和广阔的视野,在巴山蜀水的大山里,在自适应光学还是一个不被关注、应用方向不明的领域时,他在中国科学界提出这个光学新学科,抱着坐“冷板凳”的准备他再次改行,以中国自适应光学的奠基人身份,载入中国科技的光荣史册。

在新中国一次又一次的科技创新的现场,在命运一次次丢给他的拐点里,他解读了自己人生的两个关键词:听话和勤奋。

“有人会问我们,你没日没夜地干,累不累?其实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带着问题去钻研,真正进入了角色,是其乐无穷的。”

“凌宁嫁给我,是克服了重重阻力的。”

作为研究所的第一代光电人,姜文汉的人生大半是在四川度过的。

他出生在平湖,当他还是县城十字弄的少年时,影响他至深的是他的母亲。

母亲38岁时生下他。他出生后的第二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从平湖县最东边的小镇金丝娘桥、全公亭一带登陆。故土狼藉,生离死别,他的小学和中学上得并不安稳,而上过新式学堂的母亲是他童年的光亮。

姜文汉的母亲是当年平湖最早一批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之一,“她在跟我父亲结婚以前,在芜湖做过教师的,父亲是地主,也经营一些工商业。”

战争年代,姜文汉的哥哥和姐姐因患麻疹没能得到及时的医治而夭折,母亲把全部的希望倾注在姜文汉的身上。她叫他好好学习,学得一技之长,方能立足社会,报效国家。

他在平湖中学读初中时,母亲开始培养他对科学的兴趣。当时的平湖县城还很闭塞,到上海的交通只靠小火轮,单程要一个白天或一夜,“想看到课外读物还相当困难,但可以买到《中学生》、《开明少年》等中学生读物,一旦找到就贪婪地阅读起来。”他依然记得夏天母子乘凉时,对照书上的介绍识别天上的星座数星星的情景。

后来小火轮带着他告别平湖来到上海的复旦中学读书。“复旦中学和复旦大学同时创立,位于徐家汇原李鸿章祠堂内。”

县城的尖子生到了大城市才知道城乡差距,可他利用题海战术赶了上游也牢固了数理基础知识。

三年的高中生活,他学会了用数学的思维方式来分析问题。“这一阶段打下的基础,参加工作后遇到大量工程实际问题,而且经历了多次大改行,还能适应过来,所用的还是中学里学的基本知识和思维方法。”

在题海之外,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在星期天到上海几条旧书店集中的街上去看旧书。《科学画报》是最吸引他的读物。

在人生的最初,母亲给他的不仅是无私的母爱,更重要的是对他理性思维的培养以及科学研究的启蒙。

而在他离开故乡后的半个多世纪科研生涯中,给他支撑最大的是他的患难妻子凌宁。

“凌宁嫁给我,是克服了重重阻力的。”

妻子凌宁和他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的同班同学。凌宁出身烈士家庭,是哈工大学习机械专业鲜有的几名女生之一。“她的哥哥是在抗战战场上牺牲的,她姐姐是高干。”

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里,姜文汉因为出身问题,在学校里算是“夹着尾巴”读书的学生。当年他大学毕业被录取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也因出身问题没能获准去苏联留学。

大学毕业后,他和凌宁被双双分配在中国科学院长春机械研究所。对他俩的恋爱,有人指责凌宁“阶级立场不稳”。对两人的婚事,凌宁的家人也是极力反对。两个年轻人向组织递交结婚申请时,当时的直接领导坚决不予批准。但凌宁很坚持。

1961年的“五一”劳动节,他们终于结为伉俪。主婚人是有“中国光学之父”之称的王大珩,王大珩是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时任长春光机所所长。

夫妻两人都是工作狂,生活中的亲密伴侣也是事业上的“最佳拍档”。当年第三次改行,姜文汉也不是没有过犹豫。当时他的建议虽被列入全国自然科学发展规划,但直到1979年,相关的科研工作还没有展开。自适应光学与之前他搞的专业相比,是综合光、机、电、计算机技术和材料科学等多学科的新技术,当时国内没有人从事过相关的研究,国际上也仅仅是有几篇刚刚发表的论文,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但妻子凌宁对他改行研究自适应光学表达了支持。

“你知识面广,接受能力强,又肯下功夫,一定能够很快适应工作。这项工作虽然短期内出不来成果,但国家肯定是需要的,虽然有风险,但为国家开辟一个新学科,是值得去尝试的。”当姜文汉进行自适应光学研究所需要的波前校正器,更是凌宁及时为他研制出来。

“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源泉”

在光电所的大厅里,抬头能看到这样一段话:假如我们停止科学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构成了纯科学……

这是131年前,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站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的讲台上做的演讲,这个演讲被誉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

与这段话对照的是而陈列墙上光电所的发展历程,自适应光学作为光电所原创性研究的代表,在当时开题时一开始能想到的似乎只有天文应用,而天文本身是基础研究。

自适应光学研究能在1977年被列入国家第三个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是当时中国全面开展科学新技术研究的一个小小缩影。

而姜文汉对自适应光学的关注,来自他一贯以来通过不断学习所养成的敏锐洞察力。当光电所还在闭塞的山沟里,他就坚持阅读所能得到的新科技期刊。

1977年3月美国光学学会会刊以专集形式登了一批自适应光学的文章,这是国外第一次报道这一新技术。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新的研究方向,是一个能够应用到许多领域的基础性学科,可以解决一直困扰光学和天文学数百年的动态干扰问题。

“对于一个科技人员(来说),不断更新知识,防止知识老化是非常重要的。”

1979年,自适应光学研究在光电所正式开题。这个“自适应光学课题组”除了他,组员只有四个志愿者,他们也做好了坐“冷板凳”的准备。毕竟,这样一个新的学科,短期之内看不到成果,国家也没有更大的投入与支持。

1980年,他们建立我国唯一的自适应光学研究室,由姜文汉负责主持研究工作。当时光电所正从山沟向成都郊区的牧马山转移,中国第一个自适应光学实验室,就诞生于一个养蚕的低矮平房。

没想到是后来,“自适应光学在大型光学工程、先进医疗设备方面巨大的应用前景,对全所工作也有很大推动,一时冷板凳变成了热饽饽。”

“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源泉。”

2006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评价光电所的自适应光学研究,是“从一个很小的研究小组进行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后应用到许多方面,很好地体现了前瞻性和基础性创新工作的推动作用。光电所如果没有自适应光学的基础,就没有今天的优势,这类工作正是科学院应该做的,也是坚持要做的。”

很多年,姜文汉都是最早一个来到自适应光学研究室的人。现在他的工作开始放缓,但依然是所里上班最早的人,“过去呢每天晚上还要加点儿班,现在呢晚上不加班了,下班就回去了。”

 


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嘉兴日报记者 许金艳    编辑:杨枫    责任编辑:唐男